作者馬思樂從思想與政治層面切入，剖析這位史上最大規模農民革命的領導人，如何從一位民族主義國家統一者、現代化催生者，歷經「超英趕美」大躍進的失敗，最終走向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獨裁暴君。其寫作動機若說是為呈現更公允的毛澤東，倒不如說是為了讓世人更認識具宏觀歷史意義的「毛主義」。
文化大革命與毛主義的耗盡
直到一九六○年，即大饑荒最嚴重的一年，毛澤東才完全承認有必要取消大躍進政策。他勉為其難地同意擱置他的觀點，不再以公社為「生活與工作的組織單位」。農業生產就如同一九五○年代中期，再度以村為基準的生產隊為組織單位，家庭私有的自留地也恢復，農村市集再度開放。公社組織雖然繼續保留，不過只是做為行政管理的架構，督導基本的保健計畫和小型農村工業。
隨著大躍進政策的鳴金收兵，毛也從核心的政治舞臺退下，退居他所謂黨領導人的「二線」，讓他的頭號接班人、一個徹底的列寧主義者劉少奇，負責日常的黨務工作。毛亦把收拾經濟殘局的責任，留給中國共產黨的第二號人物，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。
一九六○年初，毛的思想—不必然是被神聖化為「毛澤東思想」的主體—反常地蒙上悲觀主義的弦外之音，受過去的恐懼陰影所支配，而不是懷抱對未來的烏托邦想像。大躍進之初，毛便預想一個即將降臨的經濟豐饒時代。如今他卻鬱悶地總結道，中國若要迎頭趕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程度，恐怕至少得要上百年。
正如經濟豐饒的時代遙遙無期，想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也是困難重重—甚至充滿不確定性。此時的毛對中國出現「資產階級復辟」的可能性，滿心恐懼，這不祥的預感因與蘇聯你來我往的意識形態爭辯而更加銳化。一九六四年春，毛主義式的評論文章︿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﹀的刊登，是中、蘇意識形態辯論的高潮。中國十年前一心一意想要仿效的蘇聯，如今被形容為一個後革命的負面樣板。赫魯雪夫的「修正主義」，毛指控，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復辟，而毛警告，中國亦面臨同樣的危險。毛雖然在大躍進運動伊始信心滿滿地宣告，中國即將率先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，此時的毛卻坦承不諱，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，勝負仍在未定之數。
毛澤東所擔憂的資本主義復辟，與實際上的經濟活動較不相干，而是針對不健康的意識形態趨勢，以及對共產黨是否仍是一個真正革命黨的日漸質疑。他看到昔日在英雄般革命歲月自我奉獻的幹部，在後革命時代搖身一變成為猥瑣沒用的官僚。這些人不僅在政治上日趨保守，而且還貪汙腐敗。毛語帶不屑地評論說：「現在幾包紙菸就可以收買一個支部書記，嫁給個女兒就更不必說了。」
其中更嚴重的政治後果是，毛日益懷疑黨內的高層領導，那些在艱苦革命時代與他並肩作戰的同志。退居二線一年多之後，毛於一九六二年重新掌理黨務，他以前所未有的強烈措辭，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各種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命題。「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」，毛警告說。甚至可能轉向法西斯主義。
然而，涉及鬥爭的社會階級卻從未明確界定。理論上，它大概是「資產階級」與「無產階級」的鬥爭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。不過，中國資產階級早在一九五○年代初就被鎮壓改造，如今只剩人數衰退中的年邁長者，領國債的微薄股息做退休金過活。至於無產階級，人數即便大幅成長，在中國整體人口之中仍是少數，而且在一九六○年代初期，在政治上還是一個消極的階級。不過，就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名詞而言，毛所指涉的並非是一種實體的社會階級，而是馬克思理論歸屬於該階級的意識形態。所以，反「資產階級」的鬥爭，即是一種反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」的鬥爭，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社會載體，不必然就是真正的資產階級。
當然，毛澤東長期傾向以政治意識和行為，而非馬克思理論所用的社會經濟判準來定義階級。但一九六○年代毛主義最令人錯愕的新元素，就在於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」主要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結論。在革命的年代，儘管明顯欠缺實體的無產階級，黨仍被認為是「無產階級意識」具體化身的列寧主義機制，然而到了一九六○年代，黨竟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。毛曾經警告在社會主義社會裡，仍然會產生新的「資產階級分子」—而這些新的資產階級成員將披著「共產黨員的樣貌」，毛不祥地揭露道。根據這樣的陳述，毛得出一個驚人結論，即中國社會主義的首要敵人是「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」。
「資產階級」一詞原本就含糊不清的意義，又因為毛習慣交替使用「資產階級」和「官僚」兩個詞而更加混淆。舉例而言，在一九六五年，毛指謪道：
官僚階級是一個與工人階級、貧中農截然對立的階級。這些已經或正在成為資產階級分子，吸著工人身上血液的人，如何能被正確辨認出來呢？這些人是鬥爭的對象，是革命的對象。
「資產階級」定義上的模稜兩可，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紊亂，乃致於暴力恣行的主要原因。
（本文轉載自馬思樂新書《毛主義的誕生：中國共產革命之路》，由衛城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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